委員好。

會承辦到土地相關的案件。

是關於什麼樣內容？因為有時候案號太多。

是。

不是我主筆。

這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我可能要透過所有的事證才能夠做判斷，我沒有辦法直接這樣回答。

就是原保地當時的立法其實是為了原住民的生計，所以很多原住民就會基於經濟的考量去做一些利用，但是其實原住民土地應該是包括這一塊而必須要受到重視的，所以我們那一件其實有一個前提，也就是說當他今天做一個脫法行為，表面上看起來沒有怎麼樣，可是實際上他就是要迂迴地去迴避應該要把原保地保留給原住民的意旨時，我們認為這樣是不可以的。

是。

我想這個問題的面向太多端了，因為司法上面的關係很多都是透過契約的行為，所以就審判來講，我們只能透過事實去認定是不是脫法行為的這件事情去界定他，至於其他在行政上面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去防範這些事情，我想這個可能要進一步讓行政部門去做處理，就司法的角色……

立法的話，當然立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定到什麼樣的程度，這個當然也是立法裁量的問題。

我覺得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因為其實原住民包括他的傳統領域權這樣一整個的界定，是不是除了公有地之外，也應該包括私有地，我想應該做整體的檢討。

可以。

我想它是個案沒錯，但是它所闡述的理念可以引起大家共鳴或者是討論，我基本上同意這樣的見解，因為我也認為原住民跟他的傳統土地是有深層的精神聯繫，因此經過很多原民運動才爭取到傳統領域權這件事情，應該要包括所謂的公有地跟私有地，這樣才可以。

這個部分因為涉及到原住民的諮商同意權，所以應該都是行政法院繫屬的案件。

所以最高行如果有這樣的見解，對他們的下級法院應該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國家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可能要看具體的情況，也就是他……

就是看具體的情況，用法律去規定他。

如果是法條規定就可以，就是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比例原則。

對。

對，我想諮商同意權的部分應該要落實，就是落實先諮商，然後再同意參與，應該就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想這個應該不是吧，因為原基法本來就有規定原住民土地是包括這一塊的。

這個我是贊成。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原住民自決權的一部分。

我想……

是。

可以。

因為這件事情事實本身我並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初步聽起來是被選舉權的行使跟他的原住民身分權保障兩個之間的問題。

這個我要看具體的情況……

謝謝委員。

委員好。

關於大法官解釋憲法這件事情，他不會是……就是他不能依照他自我價值的偏好去取代憲法價值，也就是大法官解釋憲法要忠於憲法，所以憲法本身它所架構的價值體系，就是他解釋的依據。一般來講，這個價值體系也有可能隨著時代的變遷會有不一樣的解釋內容，這部分當然就要參考我們社會共識的部分；至於抗多數決的部分，我覺得只是在少數族群的權利保障上面，這個部分要特別地去留意它，應該是這樣。

我想這個部分大概應該還是比較偏少數的見解，目前多數還是會認為配偶權裡的忠誠義務應該也算是民法保障的權利之一，也就是身分法益之一。

我想大法官的意思應該是，當你違背了這樣的性忠誠義務的時候，它的處罰不應該要用刑事刑罰的手段，而他並沒有根本地去否認配偶之間需要負這樣的義務，所以目前這樣的情況，大概就會變成由民事訴訟來處理。

不是，我是說大法官並沒有說不要，他沒有去否認忠誠義務，他只是說不需要用刑事的手段去處理。

是啊！

配偶權的這個部分，大概它的內涵就是我們民事裡面所謂身分法益，就是人格權的一部分。

所以受侵害的時候，它可以用來請求損害賠償，或者是在某程度之下，它也可以變成離婚的事由，我想這應該都是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所以民事的損害賠償責任這部分還是存在的。

關於民事訴訟舉證這個部分，關於證據能力，我們是沒有像刑事訴訟規定得這麼明文、這麼嚴格，所以通常我們就會用應該是比例原則去做衡量，也就是它對於隱私的侵犯跟它所要達到的舉證目的之間，這個手段是不是有相當性、合理性，比如錄音或其他的，狀況不一樣，要具體來看。

首先我要講的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這些地院的見解，某程度還是要受到審級制度的檢視，就是原則上它還是要受到審級制度的檢視，看最高法院的見解。另外，社會變遷有沒有可能走到那一步，我想這個誰都不敢說。

那就要看具體的情況。

我想這個部分大概就是要適用兩岸關係條例。

這個部分，因為它具體引用的條文我並不清楚，而且我們大概是以戶籍為準，所以並……

對，是以戶籍……

對。

對，所以是戶籍的問題，這個部分因為具體引用的條文還有事實的細節並不清楚，我就沒有辦法任意去評論它。

我有從報章上面了解。我想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好像也是涉及到戶籍設定的問題，就是因為他要去考這個大學，他可能還沒有滿20歲……

他其實是很難符合這樣的一個規定，所以這個部分是確實有一些討論的餘地。

我不敢直接這樣子說，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有討論空間。

這句話因為它的背景跟實際上他想要表達的那個內容，我並不是很清楚。

這個部分我真的沒有辦法很直接地回答，因為……

對，就是……

我想應該是都一樣，大家權力分立各依法行政，這樣子。

謝謝委員。

委員好。

應該就是詐騙事件吧？

首先因為我是辦理民事審判，所以對於刑事大法庭做出這樣裁定，它實質考慮的因素跟最後的結果，我是沒有辦法提出評論，但是我認為大法庭最後做出來的這種法律見解是可以受公評的，透過公評就是社會或者是學者他們去提出相關的意見，那就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也可以再有修正的機會。

這個部分怎麼樣有效遏止，我想這也是多面向吧！就是立法、行政這些各方面，至於立法要提高刑度這些問題，我想這是屬於立法裁量的問題，但是可能也是要比較各個法條之間的相關性，然後聽聽各界的意見，做一個比較……我覺得這是屬於立法裁量的問題，我目前也沒有深入研究，我也不敢做太明確的說明。

關於大法庭，我就從民事大法庭的運作來講它，也就是大法庭制度其實是希望統一法律解釋這件事情，就是回歸到司法權的本質，透過法庭裁判的方式去處理它，而實施之後，其實我們講從程序面，它確實有讓當事人參與，也有請專家學者來參與，讓整個程序變得更公開透明，至於程序進行之後，最後做出來的多數實體見解，是不是大家都沒有意見，這個就很難說，因為本來實體見解就是可受公評，見解出來之後，如果社會或學界都有意見，那就有一個討論的空間，也可以促使法學的再進步。至於剛剛委員提及是不是應該要像國民法官一樣，進行定期成效評估？因為這是屬於司法行政的問題，我是覺得如果要做，那麼相關問卷調查的方法或對象，可能跟國民法官是有一點點本質上的不同，畢竟它是一個專業的法律見解，所以這個部分應該要再做進一步的考量。

我想委員對於這個部分應該是有很深的期望。

嗯，這個……

怎樣的羈押是合理性，我覺得這個部分因為要個案判斷，也涉及到檢察官的核心裁量權，所以我沒有辦法在此做評斷，但是我覺得司法是最後的防線，為維持司法依法審判的獨立，對於司法人員的安全確實有保障的必要。

如果是依法羈押，當然就是合法的，至於那個……

因為具體的修正草案並沒有看到，所以也沒有辦法知道修正的內容，當然就沒有辦法做進一步的評析。

我想法界團體提出這些，無非都是要保護參與程序關係人他的基本人權，就是這樣。法條已經通過了，那法條通過的那個部分，目前看起來它有做一些原則的限制，就是為了要因應實際上每個個案不同的情節，它也運用了很多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比如說什麼適當方式播放，或者是違反國家安全、公序良俗等等這些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讓法官去做裁量，那這個部分因為實施辦法是由司法院訂，我想司法行政單位應該會針對這些做一些比較妥適具體的規定，以去保障……就是說我們需要裁判，如果立法目的是公開透明，那除了這個之外，我們更應該要兼顧所有參與程序的人他的權利保障，因為尤其是比如說像證人，其實他是為了遵守法律給他作證的義務來到法院，其實我們也應該要去保護他相關的權益，那這些怎麼樣去兼顧，我想司法行政單位應該會去想辦法落實。

就是如同我剛剛講的，也就是說法官在裁……因為有的並不是絕對，所以如果在裁量什麼叫做適當方式，或者是在篩選那個案件怎麼去解釋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可能法官本身他就會去考量、平衡訴訟關係人他的基本人權的保障，然後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讓他不會受到侵害。
我想另外一個問題是當公開播送了之後，這些資料會不會被使用？怎麼樣去限制它的使用？我想這是另外一個更需要去注意的問題，因為畢竟現在是資訊時代，所以公開播放之後，如果這些資訊流出去的話，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保管它，然後讓它的使用是有正當目的，我想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關於不在籍投票這件事情，如果照目前法律規定，公民投票法是有明文規定可以不在籍投票，但是要另以法律定之，所以公民投票的不在籍投票是須要立法明定的。除了公民投票之外，公民投票本身比較沒有爭議是因為它是針對事情，也就是關於立法原則、重大政策，所以針對事情的不在籍投票相對爭議性會比較少，但是針對人的投票爭議性就會相對比較高，因此為什麼全面不在籍投票會引起這麼大爭議的原因大概也就在這個地方。全面的不在籍投票大概就是怎麼去考慮到投票的秘密性、公平性還有整個社會的信賴性，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其實也是滿困難的，所以可能還要進一步的形成共識。

如果是針對特定族群的話，而這些特定族群也確實有不在籍投票的需求時，為了保障他們為憲法所保障的選舉權，這個部分在立法上確實有須要優先考慮，就是在全面開放不在籍投票之前，也許應該可以先針對特定族群去考量他確實有沒有辦法到實際的投票所去投票的狀況。為了要保障他的投票權，這個部分我想是可以就各個族群的需求特性去做一些考量，對此我覺得是可以優先考量的。

對於所謂最關心的議題，如果是憲法法庭，它基本上就是司法，司法就是要受理到具體的案件之後才會去處理它，所以對於大法官來講，現在的社會，尤其是我們現在已經邁入高齡化的社會，社會衍生的一些變遷會影響到很多層面，當它發生了一些須不須要進一步去做一些價值判斷的時候，這要等到有具體個案的時候，這些都應該去做考慮。

謝謝委員。

委員好。

就我從事審判工作這些年，我覺得其實司法信心的核心是裁判的正確性，也就是如果法官的裁判是正確的，能夠得到當事人信賴的話，慢慢的司法就會獲得大家的信任，除了參與程序的人之外，其他的人沒有參與程序，他們某個程度都是透過外在報導去得到司法到底公不公正。我覺得至少在我的經驗裡面，審判獨立這件事其實是有的，所以司法行政應該要做一些怎麼樣的事情讓民眾可以了解目前審判獨立這件事應該不是個問題。
第二個層次是大家對於每一個司法裁判的最後結果可能不一定會滿意，以當事人兩造來說，其中有一造是敗訴的，他絕對不太可能會滿意這樣的一個司法結果，這個是司法本質上面不容易得到全部人的滿意或是滿意度不高的本質問題。我覺得只要每一個法官堅守他的獨立審判，做出正確的裁判，這個才是司法能不能獲得人民信心的最根本問題。另外一個，就是讓人民能夠了解司法……

是。

這個當然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就是在面對不同個案的時候，比如說大法官解釋，它所牽涉到的憲法價值是集體價值還是少數族群的權利，如果只是少數族群的權利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可能還是要優先去保護他，因為他絕對沒有辦法透過民主的多數決去獲得保護；但是當它的憲法價值是涉及到整個社會共識的時候，這個時候我們社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民意基礎，就是大家的價值觀是怎麼樣，這部分確實是需要考量的。

就這個部分，應該是說，我多年來從事審判的工作，當你樹立一個形象是你不會被關說的，你就不會被關說，所以我是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至於我們在承辦案件，多多少少也會遇到一些敏感性案件，但是就我的經驗就是依法審判，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沒有什麼好猶豫或是有需要去特別顧慮的地方。

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評論，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只能說，就像我在口頭報告講的，我三十幾年來的審判歷程就是我的保證。

關於這個問題，如果像委員提出來的要提出釋憲的話，我應該就不方便在這裡表示意見，因為我想委員也不會因為我的……

對，這個我就不方便在這邊表示意見，因為法官倫理……

憲法精神當然沒有問題，至於具體到條文裡面怎麼落實，這部分我就沒有辦法提出評析。

這個我也要抱歉，因為這件好像已經聲請釋憲了，所以我真的也……

對，因為這個是我們法官倫理規定，所以確實我也不太方便去表達我個人的意見。

是。

就這個部分，我曾經看過有學者提到，原住民的司法其實就是原住民站在一個遠離部落的異族法庭，也就是對他們來講，確實是陌生的。即便是原住民專庭，某種程度對他們來講，還是陌生。

對，這部分我覺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就是程序面跟實體面。程序面，司法行政有做一些措施希望可以落實實質平等，所以就會有一些機會平等，比如訴訟救助、法律扶助，然後……

對，然後希望他可以地位平等，所以就設有一些通譯，當然目前原住民語別的通譯人數應該還是……

對，會有一些落差。最主要的困難應該在實體面，也就是我們怎麼樣體認到原住民的文化，比如部落的習慣法跟一般的成文法是有落差的，該怎麼調整這個問題，又比如他們有一些自然主權的想法，這個跟財產權其實是不一致的。

是的。我覺得原住民族非常重視他們文化的話語權或者詮釋權，這個部分在遇到紛爭的時候，就一些事情的解釋上應該要重視他們的詮釋，也就是我們不能站在我們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

謝謝委員。

委員好。

有。

有。

是。

我覺得應該是說，被提名人個人的主觀想法其實都不會影響他對憲法解釋的客觀性。

這個應該是很難，因為違憲不違憲不是被提名人說了算。

這個我大概在書面也有提過，我認為憲法解釋……對，就是這個，就是應該要……

我認為憲法的解釋是法治國原則的一環，應該要以憲法建構的客觀價值體系為本，跟大法官個人的主觀想法是沒有關係的，大法官的職責大概就是要維護這些憲法基本原則所形成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我想立法院代表民意，他對於大法官提名人提出一些期許，這個是難免的，但是這個都不會影響到審判獨立。

有，有看過。

我想這個憲判是從平等權的原則去檢視法條的規定，也就是這個6歲的女童其實並不是受贈與的人，可是在其他人拋棄繼承之後，他變成要去負擔遺產稅，反而超過了他繼承的遺產，確實是不公平的，而且針對負擔能力相同而做差別待遇的平等權的解釋，我覺得憲判字第11號的內容應該是……

是。

是。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還是依照法律的規定來裁判，大法官針對權力分立，也就是各個國家機關之間的權限糾紛，如果有聲請的話，他還是要依法裁判。

我想憲法法庭受理的絕大部分的案子是人民聲請關於基本權利侵害的憲法解釋，這個是事實。

我只能說憲法法庭目前沒有辦法運作，確實會造成聲請人權利確定的延宕。

我知道，但是我並不是很明確了解內容，因為這個跟我的專業有一點點距離。

我想這個法律大概、應該主要還是要貫徹依法公平課稅跟正當程序救濟的原則。

有關機關就是需要去制定法律的權限機關。

是。

憲法的解釋是有拘束各機關跟人民的效力。

憲法解釋或者是憲判的意旨如果是這樣說，應該是有拘束力的。

有關機關應該就是有立法權限的機關。

就是依照那個憲判的意旨。

目前沒有。

當事人的要求，法院要不要准許，這個都個案判斷。

我的立場應該已經顯示在那個螢幕上了。

對！對！對！我初步認為有幾個理由，第一個是債權的平等性，也就是債權是平等的，所以現在需要債務人去還錢，可是能不能去介入債務人跟第三人的契約關係，我覺得這個要有法律的保留。

是。

那個時候另外一個考量點，就是執行是一個非訟性質，它是要迅速，可是這個大法庭的多數意見當然是有給執行處一些裁量空間，就是「必要時」。

可是這種「必要時」對於司法事務官來講就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也會造成具體標準的不一致，而且裁量就會造成時間的延宕、案件的積壓。

具體的情況是有可能。

就111年憲判第8號的這件事情，對它的實體結論可能大家也會有不同的意見，就是要不要受理、應該做成什麼樣的裁判。但是我想說的是，因為在裁判理由裡面有提出一些關於憲法法庭跟各級法院分工區分的標準，這個某程度去闡釋了憲法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也就是怎麼樣叫做具有憲法重要性以及貫徹基本權利所必要，那這個為什麼重要？因為這就是避免憲法法庭變成第四審最重要的一個判斷標準，它有提供了一些比較容易檢視的。我想進一步說的是，它大概有區分成積極的違憲跟消極的違憲，我想可能要進一步考慮的是消極違憲的這一塊，比如說，你沒有去審酌到基本權利的權衡，這些也許還要進一步的去看各個訴訟的訴訟性質，比如說民事訴訟是當事人主義，如果當事人沒有提出來，法官可不可以依職權斟酌？像這些訴訟程序的特性可能也要考慮，這些都有待將來憲法法庭在具體個案中一一的讓它有一個更明確的標準，這樣就不會被人家說它是第四審。

是。

是。

有。

嗯。

你說？

你是說大法官……

有，他們好像每年都有評估。

我想這就是定期……

對，要定期檢討這個制度。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司法行政要去考量的事，但是如果要做，這要進行考量的問卷調查方式、客體、對象應該跟國民法官做不同的考量。

委員好。

就這個問題，首先我想要講的是，法官個人對於死刑存廢的主觀想法並不重要，因為憲法解釋是要依據客觀存在的價值體系，法官不會因為個人價值的偏好去取代憲法的價值，所以死刑要不要廢除這件事情的問題其實是，大法官可不可能經由憲法的解釋去廢除死刑？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這個問題來說，在目前憲法建構的價值體系裡面，死刑是不是合憲還是違憲？就這個問題來講，我的結論應該就是，不管是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從生命權的保障去著眼，或者是其他大法官從國家刑罰權手段的憲法保留事項去探討，目前來講，死刑作為國家刑罰權的手段，這一點是沒有違憲的，在沒有違憲的前提之下，要不要廢除死刑，我覺得這個是民主程序要去解決的。

我要講的是，目前實務上確實已經在做這六項。

我覺得這是一個程序上的問題，就是從我……

我的意思是說……

它的前提，我覺得就有商榷的餘地，也就是說，從程序上的觀點，這件案子是實體法的……

是不是可能，這個都不是我們說了算。

我的問題是說……

它有一個前提問題，我覺得它是關於刑法是不是……就是有死刑這件實體法規定是不是合憲的聲請，適不適合納入程序法的合憲性要件，這個我覺得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需要一致決它才合憲，這樣的論述是有一點點需要討論的。

而且一致決這件事情，是現在我們的法院組織法跟刑事訴訟法都沒有的，大法官提出這樣的一個，可能大家會覺得很突兀，主要是因為在整個辯論的過程當中，它也沒有……就是大家並沒有聚焦在這個地方，所以可能大家都沒有呈現這個焦點，以致於判決出來了之後，大家就會覺得這個部分是沒有受到比較充分的辯論跟討論。

關於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我剛剛的那個回答，其實已經……

就是審判的範圍跟程序的保障這個部分是需要去討論的。

我認為目前我們的整體社會秩序跟民意還沒有達到廢除死刑的共識，而且我也認為其前提應該是被告跟被害人的權益都要受到尊重跟兼顧，尤其是被害人的家屬。也就是說，被害人家屬不管是不是願意原諒被告或者是拒絕原諒被告都是他的自主選擇權，我們都應該要尊重。

這個大概就是司法自治，也就是我們是依法審判，然後在具體……

除了是依法審判之外，在面對一些其他權利衝突的時候，在什麼時候介入所必須要持有的態度。

這個問題很抽象，可以請委員再具體一點嗎？

關於這個部分，我想向來司法院釋字的解釋先例有去闡釋這個界線，也就是說……

他有去闡釋那個的界線，也就是說，原則上他的程序審查通常有一個標準在，而實體內容的話，當然就要看有沒有牴觸到憲法的基本原則。

委員如果講任意，當然就不行。

我的態度，應該就是……

對。

當然，對於有沒有違反憲法的基本原則，大法官還是要去做審查，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所謂的審查跟介入，這個怎麼樣去定義它呢？

沒有，我的意思是，其實如果是法治國原則的話，各個領域都必須要受到拘束。

麥卡錫主義有聽過。

請說。

請問委員要問的是？

我不是不知道，我是要請問一下……

委員說陷入這樣的陰影，指的是什麼樣的事件，或者是針對什麼樣的事情？

我不是說這個主義。

我是說委員想要問說，目前社會上……

是。

所以委員想要問的是什麼？

是不是確實存在這樣的一個現象，它是一個事實問題，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

抽象的問題當然會構成，具體的案例是不是，就要看……

委員問的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假設性的問題。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到底他確實的情節是什麼？我們其實要看到具體的案例。

如果真的是……

如果照委員講的，所謂無證據的指控，當然是有可能侵害了他的權利，但是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我們當然就是要個案來認定，這個我作為法官沒有辦法去回答這樣算不算、那樣算不算，要有具體的案例，看到相關的事證才能做判斷。

委員是要我回答嗎？

因為抽象的問題如果照那個構成要件符合當然是，但是具體的情況是怎麼樣，我沒有辦法回答。也就是說，如果他真的是無故的去做，當然會……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是林麗瑩。目前為臺灣高等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自民國111年1月起調最高檢察署辦事迄今。今天很榮幸以大法官被提名人身分前來大院接受審查。我的家庭、學歷及經歷，請詳見簡介及我的自傳。今天謹簡單重點說明並略加補充。
一、從法學院進到檢察實務職場
個人自小在公教環境成長，父親為公務員，母親是小學老師，教育向為父母所重，也因為自己個性偏愛思考、閱讀，因此求學過程較為順利。民國76年於臺大法律系畢業後，繼續在臺大法研所攻讀碩士學位。由於大學階段正面臨臺灣解嚴，不僅政治開放，法律學子也對關涉公民權利的憲法、行政法等公法領域有更寬闊視野及研究興趣，在此大環境背景下，研究所我選擇進入公法組。雖然之後職業生涯從事刑事法領域為主的檢察官工作，不過研究所階段的學習，也累積了憲法、行政法等公法的基礎。
民國79年碩士畢業當年，以交換學生至奥地利維也納大學交流，返國後短暫在剛成立沒多久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法政處服務數月後，就進入司法官訓練所（後來改制為司法官學院）受訓。從此職涯迄今將近30年主要都是擔任各級檢察署檢察官及檢察行政的工作。
二、參與基層檢察改革，為司法改革播種
擔任一審檢察官期間，法政改革列車進入司法改革新里程。當時有感於檢察官定位屬性不明，外部又有將檢察官行政官化的趨勢，擔心檢察權行政化後易受政治干預，便和陳瑞仁等一群對檢察制度有理想的基層檢察官，共同發起設立檢察官改革協會，呼籲捍衛檢察官司法屬性，健全檢察人事制度改革、推動內部民主化、檢察一體陽光化等改革，使檢察官辦案不受來自上級或政治的干預，獲得基層檢察官及民間司改團體廣大迴響與支持。
此一檢改運動持續多年，許多改革訴求也陸續獲得法務部正面回應，在檢察一體及檢察人事法制面及政策面均做了許多修正及改革。今日的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票選主任檢察官、法官法關於檢察官的身分定位、檢察一體陽光化及指令權界限等規定，均為多年來檢改的具體成果。
三、赴德國在職進修時期的憲法意識啟發
歷經檢察官改革運動、88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不僅刑事訴訟法在法治人權要求下，空前大變動，檢察制度也一直面臨挑戰，又再度喚起我研究的初衷。由於個人深感於德國法制下定位檢察官為法治國守護人的理念，強調檢察官中立、客觀義務，追訴犯罪同時必須兼顧人權保障，才是檢察制度的核心價值，為探究學理根本，個人毅然決然申請留職停薪，從88年底至92年間前往德國科隆大學進修，主要研究刑事訴訟法，特別是有關檢察官職權的內容與定位。此次赴德進修重點不在學位，而是實地深入了解德國刑事司法的全貌與實務，因此積極進行實務參訪、見習，到地方法院觀摩刑事審判審前準備工作、參審合議庭審理程序的過程，對德國刑事審判實務有更直接的體認。
當時我國尚無裁判憲法審查制度，德國的「憲法訴願」則早已深入其公民社會，而我國憲法訴訟法中的裁判憲法審查制即引介自德國的憲法訴願。幾乎每個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會有重要的裁判出現，媒體多會加以報導評論，縱然也常有憲法法院是第四審的批評，但同時也顯示該院判決不僅對司法實務，也對公民社會有深廣的影響力。特別是刑事法領域不乏關涉到個人權利的憲法訴願決定，堅強的邏輯論證背後顯露著具有生命力的人權思想及價值，也讓我深深體認民主法治的規格與深度，是國家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石。相信我國自111年實施的憲法法庭新制也將會讓憲法意識廣泛進入臺灣公民社會。
而由於德國是歐盟、歐洲理事會的重要成員國，因此歐盟法、歐洲人權公約也成為司法實務及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縱然留德時間有限，不過四年的專心研究與實務見習，對德國刑事司法、歐盟刑事法制及歐洲人權法院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影響日後我參與國內法制作業、司法改革業務的工作。
四、留德返國後的學以致用時期
自德國留學返國後，由於對比較法制（德國刑事訴訟法、歐盟刑事法發展）有所鑽研，有助法案研擬，因此於92年返國後即奉調法務部檢察司任辦事檢察官，承辦刑事訴訟法相關業務，當時司長蔡碧玉女士給我除了檢察官工作外司法行政業務的啟蒙，個人收穫良多。在檢察司期間，適逢司法院釋字第585號的釋憲案，因此負責承辦法務部參與釋憲辯論的籌備工作，之後也曾受大法官會議之邀，參與釋字第654號（在押被告與辯護人自由溝通權）、第665號（重罪羈押條款要件）意見徵詢會議，而開始接觸釋憲程序的相關業務。
此外，由於對德國刑事法制較為熟悉，在離開法務部歸建檢察機關後，於擔任臺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期間，即101、102年間仍有參與法務部與德國洽簽受刑人移交協定工作，這是法務部第一件與歐洲國家簽訂的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我國刑事判決並因此獲得德國承認，並陸續移交多位德國受刑人返回德國。
五、司法行政主管的歷練
105年1至8月間，個人從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奉調到司法院擔任政風處長一職，時間雖短，但對司法風紀的維護與監督業務有更具體的了解與接觸；105年9月間再調任法務部綜合規劃司司長一職，主要任務為統籌全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法務部的幕僚作業，並列席司改國是會議。因此縱貫自法務部檢察司服務以來，對於近二十年刑事訴訟法相關法案以及相關修法經過多有參與並了解大部分司改政策軌跡。
個人也曾經多次參與外部學術研討會擔任報告人或與談人，除了本職檢察官工作外，仍從事刑事法的研究工作，同時也在司法官學院擔任檢察實務講座，傳承檢察實務經驗。
六、現職與挑戰一代結語
目前個人在最高檢察署辦事，除了一般非常上訴案件外，主要負責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言詞辯論業務，執筆大法庭言詞辯論意旨書及出庭辯論。此外，並協助法務部因應憲法法庭審理有關刑事法的憲法訴訟，除協助撰擬意見書外，並擔任訴訟代理人參與言詞陳述，我的業務，總長邢泰釗總給予充分尊重，讓我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所以目前工作重心均為終審法律意見的研擬、辯論，以及涉關刑事法憲法爭議的研究與意見撰擬。
刑事訴訟法向來被稱為憲法的測震儀，不論是訴訟程序法規或個案裁判動輒牽動憲法基本權爭議。個人認為國家追訴犯罪的任務，與保障基本人權同為憲法誡命，如何平衡兩者，除了立法者的立法形成外，憲法法庭的大法官扮演了個人基本權的守門人。憲法訴訟法自111年初正式施行以來，憲法法庭做了多件有關刑事法案件的判決，去（113）年憲法法庭共做出11件判決，其中就有7件的系爭法律全部或部分為刑事實體法或程序法，可預見的未來將有更多涉及刑事法領域的憲法爭訟。
個人有公法研究的基礎，加上刑事法包括實體法與訴訟法的實務經驗及學術研究能力，自認對於憲法爭議更具敏感度，也有熱忱參與憲法訴訟的審判；尤其長期擔任檢察官的經驗，更能掌握國家追訴犯罪的公益與相關訴訟人權包括被告與被害人人權保障間的平衡，很期待有機會承擔起憲法及人權守護者工作的挑戰。
個人認為，大法官被賦予獨占的憲法解釋權，具有續造憲法的任務，但即便如此，大法官亦不應「高於」憲法。因大法官作為釋憲者也承擔了維持法治國秩序與功能的責任，應謹慎避免超越解釋憲法的界限，並尊重其他憲法機關的權責。如果獲得大院同意我擔任大法官職務，我將秉持以上的信念，中立客觀，並恪遵憲法，獨立審判。
謝謝各位，並請不吝指教。

委員好。

謝謝委員的提問，對於這個案件也表達遺憾，不過我就不對個案評論。但是委員有提供很多國外的案例供我們參考，尤其他們的制度，像電子監控這樣的制度。其實目前電子監控設備在我國也有引進，最初剛開始是作為性侵害犯假釋期間保護管束的附帶措施，這幾年也慢慢引進作為交保被告的防逃機制之一，看起來成效不能說完美，但是事實上可以有效的提升，比如說防止他去繼續做危害行為的這個目的……

對、對，這個效果是不錯的，所以目前如果可以試辦到，比如說在保護令可以附加這種電子監控，其實應該效果會更好。因為就我所知，保護令常常是要求不得離……比如被害人住家幾公尺之內不能靠近，辦公室幾公尺之內不能靠近，如果只有一張紙，其實這樣的命令很難執行，縱使我們現在有一些警力或是社工在扶助，但是人力畢竟是有限的……

而且時間那麼長。我想電子監控確實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方式，也謝謝委員的提示，當然如果大院可以通過相關立法的話，我想可能就可以立刻讓這個制度實現，讓家暴的被害人可以有更多保障。

是。

關於兒少保護，之前我擔任主任檢察官的期間，大概有3年是在婦幼組，如果我回想我們當時會運用到譬如說起訴，那大概就是性侵害案件，或者是比較嚴重的一些妨害性自主的案件，甚至是集團性的犯罪；會緩起訴的其實不多，通常是所謂的兩小無猜的案件，因為兩小無猜，現在只要一方未滿一定的歲數就會構成一定的刑責，所以當時也許雙方是有感情的，只是父母反對，這時候我們會透過一些庭外的機制，雙方如果都可以和解，父母也可以接受的話，就會進行緩起訴。
至於不起訴，當然如果是證據不足的，即使他是重罪，我們證據不足，也只能不起訴處分，像剛才委員您提到的，其實第一審檢察官所作的緩起訴，不進入法院的，緩起訴或不起訴其實還是有監督機制的，他還是可以去救濟，像剛才委員您提到的那個案件，其實我們高檢署就是有撤銷發回，要他再行偵查，這也是我們司法機關自己內部的一個過濾審查機制。

謝謝委員的提問。關於這個問題，也是我們很重視的問題，我個人也非常重視，我留學德國一陣子，也知道德國對於性侵害相關的追訴權時效，它對於受害人追訴權時效的起算點，如果他是是幼年被性侵的話，時效起算是從他成年之後才開始起算；除了德國之外，各國針對性侵害犯的追訴權時效都有做特別設計，讓它可以拉長……

對，甚至是取消，沒錯，有一些國際公約也認為應該要作取消追訴時效的任務。我覺得第一個階段我們可以做的還是在大院的手裡，只要大院願意支持這樣的法案通過的話，應該速度會更快。

謝謝委員。首先我要先澄清，諸慶恩一案不是我一個人的……只是其中一個小螺絲釘，其實這是我們司法體系內部自省，很多人共同努力來促成平反的，包括檢察界跟法院，我們都共同為這件事情做一個平反，是很多人的努力，特別要提出說明，也感謝很多一起合作的夥伴，讓這件事情終於可以完成，還被害人的清白。這件案子真的也是拖了很久，所以今天委員提到關於這種結構性、歷史性的迫害，我也覺得應該要有一個制度，它是類似轉型正義的一環，應該去做這些努力，我覺得這還是可以多方去討論，就是該如何突破追訴權的限制，然後去追訴。我比較擔心的是……如果是平反，像現在已經有很多歷史在重新的詮釋，新的故事讓我們了解，但是如果是訴訟法上面，確實我們可能要從多方面去努力。

其實剛剛委員提到的這些都是可能……當然我不能去做假設性的問題，以我現在的身分也不適合去具體深入評論，但是我想提出來，各方面需要權衡的，包括個人的基本權利、第三人的權益，還有社會的公共利益，都是在憲法審查的時候必須要做衡量的。

謝謝。

您好。

是，謝謝委員提問。關於釋憲機關的人數，其實各國規定不一樣，不一定跟一個國家的人口數成比例，畢竟它是一個憲法的特殊救濟管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在各國看起來是數目比較少的，大部分都會超過，大概是12位以上到15位。剛才提到9位大法官處理這麼多疑難雜症，臺灣15位大法官一年處理的案件可能無法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收到的案子來做比較，不過兩個法院的案件都非常、非常地多，據統計其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年會收到大概七、八千件的案件……

但是正受理的案件數可能只有幾十件，因為他有所謂的選案幾制，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的案件到了最高法院就必須審理，大部分會因為覺得不是重要的案件，或是還沒有成熟，其實到了最高法院處理的問題都是重要的憲政問題。美國的部分就如委員您說的沒錯，他除了憲法問題之外，還要處理一般法律審上訴的問題，所以必須是重要的法律問題、憲法問題他才會處理。

因為我現在是被提名人……

謝謝委員。提到詐欺案件跟很多被害人，因為背債累累，或者一生的積蓄被騙光，所以走上絕路，其實我們在辦案的過程中常常都會接觸到，檢察官其實對被害人受害的罪感同身受，所以我們在打詐，其實檢方真的是使盡吃奶之力，我可以這麼說，都想盡辦法。像委員如果有注意的話，我們之前還曾經呼籲，跟各行政部門結合，我們認為打詐不能只是在後端的偵查，必須在前端就開始做行政管理、管制，大院也支持我們這樣的看法，通過了打詐的詐危條例，這是特別法，通過之後，我們也積極實施，甚至最近出現一些問題，可能還會再修法補救，特別是賠償被害人這個部分……

謝謝委員指教，確實委員說的我們會全力努力，加強我們各類智識的精進。不過，打詐我們都會跟警方合作，詐騙的手法推陳出新，雖然詐騙手法很多種，但是他都利用人性，這是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利用人心貪便宜。

對，通常事後看大家都會覺得，這個怎麼會相信呢、這個怎麼會受騙呢？可是在當下會利令智昏……

這個我們會共同努力，當然，司法不被信賴，常常民調的司法信任度都不高。但是，我也從另外一個觀點給委員參考，事實上，大概民眾有什麼難解的問題，或者碰到什麼社會問題，他們通常會說請檢察官出來主持公道，常常又要檢察官跳出來主持公義，也許有時候就是因為信賴或者期待很高，所以對我們的批評會更多，我們當然都受教……

我是認為死刑議題在臺灣社會是一個高度爭議的問題，要不要廢死應該尊重民意，要由政治部門來做決定。

憲判……

憲判是指死刑是合憲的，目前死刑是合憲的。

目前我是檢察官，依法只要有死刑，我們就依法執行，按照法律來做。

關於精神狀態，大法官確實下了兩個門檻，第一個是在審判中，如果訴訟能力顯然不足的話、自我辯護能力顯然不足的話，不能判死……有3個，還有如果有限制、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就是完全不能為自主的狀況，也不能判死刑。再來，即使已經判決確定、死刑定讞，如果他在執行的階段有無受刑能力，因為精神及身體上面的障礙，沒有受刑能力，也不可以執行死刑。大法官只提出來這樣的意見，至於具體的標準是什麼，確實我們實務界還在探索、摸索、形成，將來確實這個一定是要透過醫學鑑定才有辦法去做認定。

首先我要先澄清，目前因為我是司法官，基於司法官倫理，對於個案我是不能做評論的。不過，既然委員提問，我很誠懇地就一般我們羈押的實務，提出一些我的經驗上面的說明。首先，針對羈押，檢察官只有聲請權，聲請之後要由法院來決定，法院要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要件來判斷，不只要有犯罪嫌疑重大，還要有比如有逃亡、串證、滅證之虞，而且還要有必要、非押不可的情況，他才會准許檢察官羈押的聲請。通常決定要不要羈押，除了要看罪名之外，還要看他犯罪的規模，如果罪名有人說五年……

對，要符合比例原則。

我先再澄清，對那個個案我不是承辦檢察官，立法院當時有通過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後來因為大法官釋憲，找法務部去當關係機關，我們要去表示意見，那我是負責撰寫法務部言詞意見的檢察官之一。

檢察官的卷證是判決確定之後就可以來聲請閱卷，那聲請閱卷有一定的資格跟要件。

如果有涉及其他的機密的話，確實就不能揭露。

這個議題大概是政策方面的問題，如果大院認為適當的話，應該也可以考慮，我個人就不方便在這邊表示意見。

我不是，我只是負責後半段法律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在臺灣歷史上重大的案件沒有偵破的，然後大家各說各話、眾說紛紜的很多，像桃園也有一個很重大的……

對，這件案子也是……

警界一直不斷地也會在……甚至內部有再重新檢視的過程，檢警都在重新檢視，不過我們作為執法人員就是這樣，只看證據，證據到哪裡辦到哪裡、說到哪裡。

謝謝。

委員好。

我跟現在的執政部門完全沒有……之前完全不認識，也沒有見過面，只有在電視上看過。參與……因為我是公務員，是檢察官，當然會調法務部檢察司，或者擔任法務部的綜合規劃司司長，負責推動業務。那麼檢察官或者在法務系統擔任過職務之後，去擔任大法官，其實各國的實例非常多，而且他們認為這個是讓大法官多元的一種很正常的方式，不論是美國、德國，他們從法務系統、司法部系統或者檢察官去擔任大法官的都非常多，甚至擔任院長的都有。所以我覺得，檢察官去擔任大法官，其實是讓憲法法庭的意見更多元，尤其檢察官對於人權的看法，譬如在訴訟、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這一塊，我們可能就不會只看被告，我們還會重視被害人這一面的觀點。特別是其他相關訴訟關係人、證人、鑑定人，經常在我們檢察官辦案過程中，都會體會到他們在訴訟過程當中需要被照顧或重視的權利，特別是我們的……

是的。

第一個問題是，撤……

目前在刑事訴訟當中，因為如果是地院到高院的話，它被撤銷，然後在高院的層次是自為判決，那高院的撤銷之後，自為判決比例是蠻高的；但如果是高院的判決，上訴到最高法院，現在的駁回率就非常高，高達九成都是駁回的。也許檢察官上訴的成功比率會高一點，目前統計看起來是這樣，不過上訴，最高法院因為它是法律上訴，非常嚴格，通常都是上訴駁回為多。第二……

不敢。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在偵查中確實是不要一開始或沒有必要就傳訊被告，因為被傳訊就是一個……即使是傳訊，當事人心理都會有壓力，我們就儘量不要給當事人……特別是那種看起來要不起訴處分的案件，就不要給當事人造成這麼大的負擔，所以會不先傳喚被告或沒有必要就不傳喚被告。但是要起訴的案件，目前按照我們的慣例，起訴被告是一定會先訊問被告的，起碼要讓他知道他的案件在偵查中。

是的。

這邊我想先澄清，就是說，檢察官沒有辦法直接押人，檢察官在羈押這邊就只能向法院聲請，由法院來審查符不符合法定的要件，像第一百零一條，他首先要判斷犯罪嫌疑重不重大，這時候檢察官就要舉證了。再來，這個階段檢察官還要舉證，證明必須要有虞逃，或者有串證、滅證之虞，法官還要認為沒有其他替代方式，法院覺得有羈押的必要，他才會裁定羈押被告，所以不是檢察官說要押就押。像今天早上有另外一位我尊敬的學姐鄭法官被提名人，也有委員詢問他，他說當時他就是對檢察官說，如果沒有自白就要來聲請羈押，他是不准的，所以我想法官在這邊的控制、審查檢察官聲請有沒有道理是非常嚴格的。其實我們目前的羈押率確實也沒有那麼……在國際間比起來，確實也沒有那麼高，檢察官都非常謹慎，不至於會押人取供，這個也是法律所不允許的，跟委員報告。

委員，您大概提了好幾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這個……

其實按照規定，現在的羈押是拘捕前置主義，也就是即使是被檢察官傳喚來的，通常檢察官會有一個諭知說被逮捕，其實它就是一個諭知程序，最主要是要送法院聲請羈押，會有這樣的程序。但是羈押的要件，正如我剛才說的，法院會嚴格去審查這些羈押的要件。我特別強調，目前按照提審法，被拘提逮捕的當事人，除了要按照程序被告知他有權利可以請律師、可以保持緘默、可以請求調查他有利的證據等等之外，還可以聲請提審，他可以說：你亂抓人，我要馬上見法官。任何國民被拘提逮捕，他認為他被不合法對待的時候，就可以立刻聲請提審，這個是先補充。
至於羈押要件，就像我剛剛說的，這不是檢察官說要押就可以押人，法官要審查：第一個，犯罪嫌疑有沒有重大，由檢察官來舉證；第二個，除了犯罪嫌疑重大，還必須要證明有事實足認他有逃亡之虞，或者他有跟其他共犯或證人有串證、滅證的可能性，要有這些要件，且法官認為有羈押的必要，才會由法官來裁定羈押，檢察官沒有辦法，檢察官就只有聲請權，他不能自己決定我要逮人、我要押人，就可以逮人、押人，檢察官即使有拘捕……

剛才委員的提問是第一審的法官太年輕、經驗不足，以致不能判斷，但是因為羈押裁定是對人身自由很嚴重的侵害，所以都有救濟程序。通常一審法官決定羈押之後，其實還是會有裁定抗告到高院去，高院還會做審查，高院的法官就非常有經驗了，不是地院決定了就拍板定案，還是會有救濟程序的。我們是法治國家，任何一個決定，只要是限制自由、權利的，都會有救濟程序，最後還是會由高院有經驗的法官來做審查。

有不有效是要受社會公評，我自己不能做評斷，不過我覺得整個檢察體系的風氣確實是一直在進步當中，我們的監督機制也越來越嚴格，像剛才委員提到我的自傳裡有提到的，就是有參與全國司改國是會議，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項目，就是在檢視法官、檢察官的淘汰機制。現在新的法官法，也就是那次司改國是會議之後又修了一輪，就是關於檢察官評鑑跟法官評鑑制度，包括送職務法庭的程序都再完備化，最重要是加入外部委員，因為怕我們官官相護。所以現在不管是法官評鑑委員會，還是檢察官評鑑委員會，通常自己系統的代表，就是檢察官代表大概3位，然後3位法官，6位其他人士，還有3位律師，也就是檢察官只有少數人，大部分都是外部參與的評鑑委員，以擔保我們不會官官相護，這是評鑑委員會的機制。
還有要怎麼發動評鑑呢？現在的新制也賦予……以前是只有機關和團體才能聲請檢察官或法官評鑑，現在是當事人個人如果覺得法官、檢察官不公平，也可以直接跟評鑑委員會提起要評鑑法官、檢察官。所以目前這個機制其實是相當嚴格的，當然，如果各界認為還需要精進，我們都樂觀其成，大院如果覺得還不夠，需要修正，也是還可以再討論的。

如果是有侵害人權的案件進入憲法法庭，我相信不是只有我，我現在是被提名人，但我相信所有在憲法法庭的大法官，作為基本人權的守護者，他們都會……

當然我目前對於案情並不是很清楚，也不了解後面到底有什麼樣不公不義的狀況，如果真的有不公平或者有冤案、冤情，我們都願意加以平反。其實目前我在最高檢察署經常處理的就是確定的判決，如果覺得有冤情的，我們都會研究，目前也有幾個案件在研究中，這是我們的日常，包括一般的請求非常上訴，還有重要的組成專案小組審查的都有，我們努力做、盡本分，當然我們也尊重法院的看法，畢竟審檢不是一家，法院有法院把關的標準，我們檢察官、檢察部門會儘量在能力範圍內為當事人爭取。